延安协管成城管工作主力 病退等几乎占完编制
| 临时工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的一种怪现象。坏事一被媒体曝光，惹祸的无一例外是“临时工”。临时工们总是充当着特殊的角色，一次次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挑起“救火”的重任。 |
图为5月31日，延安城管队员暴力执法场面
■编者按
陕西延安城管暴力执法，本已令人惊叹唏嘘，城管部门随后回应的“临时聘用人员”说辞，更令社会不胜感慨——临时工何其多！打人或者吸毒的城管，是临时工；发飙骂人的警察，是临时工；开豪车套军牌的司机，是临时工；暴力拆迁的受雇人员，也是临时工……
临时工现象已经成为中国当下的一种怪现象。坏事一被媒体曝光，惹祸的无一例外是“临时工”。临时工们总是充当着特殊的角色，一次次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挑起“救火”的重任。其反映的实质，是相关行政机关，在事情发生后，不敢直面错误，推诿搪塞，以当事人是临时工这样一个借口来推脱责任。而实际上，不管是正式人员还是所谓的“临时聘用人员”，如果在行使职权时出错乃至作出违法行为，行政机关都应该承担责任。
据法治周末报道，6月7日，躺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病床多日的刘国峰，终于等来延安市城管局局长张建朝一个深深的、大幅度的鞠躬。
张建朝的鞠躬除了向刘国峰带来全体延安城管人员的歉意外，也让他的住院治疗乃至陪护费用有了着落。
刘国峰，延安美利达自行车车行的店主，延安城管“5•31”暴力执法事件的受害者。
“5•31”事件被曝光后，延安市开出了一张有可能是该市城管管理史上最为严厉的“罚单”：副支队长、大队长、副大队长、中队长、1名队员及当日参与执法的6名临时聘用人员分别背受不同程度的惩处。
仿佛应了那句“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的谶语，6名以城市街头巡查为主要阵地的城管“临时工”，被端掉饭碗；而“全武行”中动作幅度最大的景鼎文，甚而有可能因涉嫌犯罪而接受审判。
这一处理决定被报道后，再次引发网友对“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的吐槽。只不过，“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所引发的第二次关注，远远超过了事件本身——“临时聘用人员”被当作挡箭牌，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据了解，目前延安市城管局下属的监察支队共有55名协管员，都是所谓的“临时工”。而正是这55名“临时工”，几乎成了基层一线的主要成员。
街头上演“全武行”
“太暴力了，活脱脱的武打片！你去看看网上的视频。”
6月7日上午，延安市街头杨家岭附近，美利达自行车车行店面所在地，得知记者要了解“5•31”延安城管执法人员与刘国峰争执的详细情况，距事发地不过百米自称刘姓的商店店主，不无风趣地告诉记者。
从网络视频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天，几名城管人员和自行车车行的店主发生冲突后，一名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飞身一脚将店主踹倒在地，而另一名体态壮硕的“蓝制服”双脚起跳后，猛踩店主的头部。等店主爬起来时，已经满脸是血。
视频中受伤的男子就是刘国峰。延安城管在街头上演“全武行”的视频在网络上曝光后，迅速引起关注。
“其实事情很简单。5月31日下午，我店门口停了一些车友的车，城管过来时，没有任何的执法程序，就开始抬车、辱骂。尤其是穿黄色衣服的执法人员，开口就骂，他们还有打人的动作，所以我就躲在店里面，他们就把车子抬走了。”刘国峰接受媒体采访回忆城管第一次执法时说。
“刚走了不到10分钟，他们就掉头回来，把执法车停在店对面，过来就抢自行车。因为有两辆自行车是消费者刚刚才停下的。尽管消费者解释，但城管根本不理会。”刘国峰说。
按照刘国峰的说法，他的自行车行是骑友们的大本营，车友时常会来此消费和聚会。
“事发当日我们店总共被暂扣5辆自行车，老板跟城管人员交涉的过程中被打倒在地，倒地后竟然有一名很胖的城管队员，双脚跳起猛跺老板的头。”事发当日曾在店内的一名店员向记者描述。
对于事发的缘由和经过，城管监察支队方面的解释与此有些出入。
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不久前发现店主刘国峰有占道经营行为，分别于4月25日和5月30日两次下发过“责令整改通知书”，其间也曾有多次的口头警告。
5月31日下午3点左右，凤凰大队工作人员再对该店进行了口头警告。但在下午5点左右，执法队员发现情况没有任何改观，于是对该店门口停放的自行车进行了暂扣处理。
争执由此产生。双方由最初的相互语言暴力，演变成最后的“动作大片”。
城管监察支队的此番解释，记者未曾向刘国峰求证。但一位延安市民表示，不管事情发生的缘由是什么，城管如此暴力的执法行为是万万要不得的。
家住延安乡下河庄玶的张跟娃，也反对城管的暴力执法。他和老伴一起在延安城里陪着孙子读书，为了生计，不得已，有时他也推着车子在城里买些蔬菜。他说像他这样在延安城，推个车子、拎个筐子进城的农民很多。老张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市场里摊位费贵得吓人，街道上管理再严但也总有机会，总得让人有口饭吃吧”。
记者采访了解到，“5•31”事件中有多人受伤，其中商户刘国峰与执法人员郑媛媛伤势较重，随即被送往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来自医院的病历显示，刘国峰主要是头部、腹部受伤，其中头部缝了7针。而郑媛媛主要为额骨、鼻骨骨折。目前两人都在住院治疗。
记者从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局了解到，当日下午共有6名协管员参与前后两次执法。其中踹人、凌空踩人的分别是后来被公安机关关押的刘兆瑞和景鼎文。目前刘兆瑞被行政拘留，景鼎文则被刑事拘留。
冲动的代价？
延安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发生之后，有网友称，涉事协管中的黄衣女子郑媛媛与双脚跳起踩踏商户的男子景鼎文是夫妻；也有网友称，郑媛媛是当日执法的城管凤凰大队领导的外甥女。带着疑问，记者6月7日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三楼，见到了当事人郑媛媛。
“纯粹是胡说。我都没有结婚。我的舅舅还在农村。”郑媛媛否认了网上说她“通过关系”成为“临时工”的说法。
延安市城市管理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黄衣女子郑媛媛与双脚跳起踩踏商户的男子景鼎文不是夫妻。但并未回应郑媛媛凭关系进入城管监察支队的说法。
郑媛媛说，初中毕业后读了一年卫校的自己，因为从小就不爱学习，没心思读书，曾退学在家。2009年应聘进入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稽查一中队。“因为当时工资太低，才给600元，愿意来城管的人也不是太多，所以考试过关也相对简单。”
谈及“5•31”事件，郑媛媛自认“肯定有错”。
按照郑媛媛的说法，自己脾气一直不好，多少年性格没有变化，尽管领导多次要她“改改脾气”，但听到刺耳辱骂就控制不了自己，就会冲动。
3年前，一个卖布娃娃的地摊女商贩，面对解释劝告就是不听。被没收了布娃娃后，商贩放言“要不是卖东西，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抹锊(方言，指收拾、撂翻之意)了”。
因为对方给自己称了“老子”，郑媛媛跳下车就开始理论。争执中对方上手就抓，当时不到20岁的她，力不抵人，最终被在左脸挖出三条“血道子”，至今脸部尚有印记。
与郑媛媛“履历”相比较短的刘兆瑞，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认为是“冲动”惹的祸。
在城管执法岗位上工作仅1个月零5天的他，“没想到才一个月就惹了祸”。并称“如果当时能忍一下，也不至于发生惨剧”。
6月5日下午，在网络曝光城管暴力执法后的第三天，延安市政府就“城管打人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件经过和对有关人员的处理结果。延安城管监察支队系统内共有11名工作人员受到处理。
具体处理结果如下：现场参与的两名有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中，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稽查中队中队长张奇被撤销职务、行政记大过，而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稽查中队队员南小波行政记大过。对马瑞、康文宝、郑媛媛、刘兆瑞、马明、景鼎文6名协管员予以解聘，其中因涉嫌违法的景鼎文被处以刑事拘留，刘兆瑞处也被行政拘留，并处罚款500元。
此外，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主管副支队长高丹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大队长赵振刚被党内严重警告、撤销大队长职务；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凤凰大队副大队长李志成被行政记大过。
“临时工冲动”引发的后果持续发酵，很快有网民将“愤怒的火焰”，烧向延安市城市管理局。有网民曝出该局局长张建朝的座驾是超标的丰田霸道，而局里30多层高的办公大楼也“涉嫌豪华超标”。
据了解，张建朝座驾为一辆丰田霸道VX型越野车，车号为陕JA0111，购车价55万元。尽管延安市城管局纪委书记王成章解释称，该车辆是中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奖励”给城管局的，但是解释不仅没有平息众议，反倒引发更多的追问。
至于豪华超标的办公大楼，延安市委宣传部给媒体提供的公开资料表明，延安市城管局综合楼地上共28层(地下两层为设备层和停车库)，其中1至9层为办公部分，10至28层为住宅部分。记者了解到，住宅大部分分给了机关职工及下属单位部分职工。日前延安市纪委表示，正在对相关事件展开调查。
协管延安
“4年前是每月600元工资，现在涨到1000元了。”穿有制服，衣服基本不用买，化妆品基本不太用，郑媛媛认为“工资基本够吃了”。
与郑媛媛嘴里声称不太“计较钱多少”、生活欲望相对简单有别的是，进入城管队伍才一个多月的刘兆瑞，是因为暂时没个好的职业，想混点社会经验，“没准碰运气还能转正”。
和郑媛媛他们一样，延安城管“临时工”的月工资只有1000元。
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是延安市城市管理局的下属单位，最早的名称叫延安市城市园林管理大队，2003年升格为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
相关资料显示，目前该支队有正式编制人员139名，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有8人；55名协管员中多为20多岁的年轻人，学历更是参差不齐。
延安市城管监察支队副支队长段玉亭说：“我们也是没办法才聘用协管员。随着延安城市的发展，整个城管的工作任务非常大，离开协管员，工作没办法开展。”
按照段玉亭的说法，延安市近年来城管工作量不断加大，但政府原来配备的执法力量跟不上工作需要，单位正式编制争取不到，只能打报告以公益性岗位向社会招人。但公益岗位的人数也不是想要多少就要多少，每人一月1000元的工资也是财政预算。
“我从年轻小伙子时来这，那时是60多个编制，到现在快20年了才有139个编制。病退、退居二线、机关守班等，基本上已经把在编的职工名额用完了，55名协管员几乎成了基层一线的主要成员。”段玉亭说。
记者调查了解到，延安城管监察支队下辖凤凰、南市、宝塔三个大队，55名协管队员在有执法资格正式员工的带领下，被安排到延安城区所有市容市貌等工作的巡查执法。以“5•31”事发大队凤凰大队为例，20名在编工作人员中，机关留守、旅游景点部就要占去14人，一线只能安排6名有执法资格的工作人员带领18名协管队员巡查。
据了解，协管员承担的工作、任务与正式工作人员相同，只是没有独立的行政执法权。协管人员必须与正式工作人员联合出动执法。
段玉亭同时介绍，与其他城市存在的状况一样，延安的协管员流动性也很强，一般是刚毕业的青年学生和退伍转业军人。他们找到了正式工作，一般就会放弃临时协管工作。
“缺编、缺人、缺经费，这是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整个监察支队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一名支队工作人员抱怨。
记者了解到，与监察支队一墙之隔，本次事件所涉的凤凰大队所在的办公场所，也是临时租用的。
“城管监察支队的办公场所，去年冬天因房租到期被停水停电，被迫凌晨搬家。而刚搬一年有余的现今办公场所，也因财政不予继续支付租金，又要被迫搬离。”前述工作人员补充说。
上述说法得到延安城管监察支队另一名工作人员的证实。他说：“相关领导近日正四处找地方，争取协调个不用出租金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办公。”
“延安城区的现状是上世纪90年代人口刚到20多万，去年公安机关统计的固定人口已达48万，加上流动人口，目前至少在50万以上。同其他城市一样，城市框架不断拉大，城市人口不断增多，工作量不断增加，我们没有更多的有执法资格的人员补充一线，只能让协管员来补。这样你就明白为啥出事的总是协管员。”针对记者的疑问，段玉亭分析说。
同样的尴尬
“其实延安城管的尴尬，也是国内所有城管行业的尴尬。延安这边这两天协管打了人，广州那边商贩追着城管打。”延安市外宣办的一名官员与记者私聊时，直言不讳。
按照行政处罚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政府将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城市规划管理、城市绿化管理、工商行政管理和公安交通管理等领域的全部或部分行政处罚权集中到城管部门，由城管部门行使“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这是城管执法权的由来。
“但各地城市功能完善情况不同，城管的组织机构、功能定位也不近相同，所以你会看到各地城管有的挂靠在环境卫生部门，有的挂靠在城建规划部门。”段玉亭告诉记者。
“一方面是随着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的硬件设施日新月异，另一方面却是人的城市化工作远远跟不上。而作为城市管理与服务的城管部门，无论从政府财力保障，机构体制健全，还是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上，我们还需要做好多工作，走好长的路。延安的城管困惑，也是其他各地的缩影。”延安市城市管理局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如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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