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局长为升官套取4000万国资转赠高官
| 一个不爱钱的铁路局局长，在一帮下属的煽惑下，动了买个副部长当当的念头。一帮人开始为买官奔走。一场突如其来的审查，一栋闲置的四合院，撕开了买官联盟的画皮。 |
如果不是一次巧合，原乌鲁木齐铁路局(下称“乌局”)局长宋德玺腐败窝案可能不为人知。
记者获得的专案组资料，详细还原了宋德玺买官的经历，其贪污、受贿的愿望很简单，甚至很单纯，他只是想升任铁道部副部长，或者新疆自治区副主席。
宋德玺似乎不是爱财之人，别人送给他的财物他也转手送人。在乌局下属企业总经理等人的煽惑下，宋德玺将4000余万元的国有资产从账面上抹除赠与高层官员使用，以求得高层的赏识与帮助。
图谋破灭后，宋德玺等人又串通案情，订立攻守联盟，该案历经纪委、公安、检察院等机关侦查近两年后才落下帷幕。
平步青云
从见习生到“西北铁路王”
2008年3月19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翌日，新疆代表团成员陆续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但60人的代表团中，最终只返回了59人，少的一人正是宋德玺。
宋德玺1963年生于山东平度，在家中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的童年、小学及中学的绝大部分时光都在老家度过。初中毕业后，宋德玺投奔远在新疆工作的叔叔。1982年7月，宋德玺考入兰州铁道学院运输系。1986年8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乌局哈密分局柳园段工作。
柳园虽是个小车站，却名声在外。它临近敦煌，是当时新疆人坐火车去敦煌旅游或到内地的必经之地。因此，乌局留给柳园段的卧铺票，比留给哈密分局的还要多，柳园段的工作人员接触高层人士、获得提拔与晋升的机会也更多。加之，整个哈密分局的很多领导都出身柳园段，更有个别出身柳园的人还跻身乌局或铁道部，柳园段也就更加坐实了“新疆铁路黄埔军校”的名号。
时年23岁的宋德玺得到段长赵如春的赏识，不久便从一个普通见习生转正为值班员，后又被提升为企管办干事，而后又晋升为运转车间主任，车务段副段长、段长。到赵如春主持哈密分局时，宋德玺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赵如春的局长助理。随后，赵如春升至乌局，宋德玺也从哈密分局的副局长提升为正局长。
2005年3月18日，年仅42岁的宋德玺被铁道部任命为武汉铁路局党委书记。不到半年之后，他又旋风般地杀回新疆，出任乌局的一把手，成为“西北铁路王”。与武汉局路网交错纵横四通八达不同，新疆铁路版图如同白纸一张，亟需大规模的投资，被视为一块巨大的蛋糕。
据《中国公路网》统计，在宋德玺当政时期，天山南北在建铁路多达10条，并有多条即将开建，总投资超过千亿元。而这些资金的使用，很大一部分是由宋德玺签字掌握，因此，他在工程的发包、建筑材料的选购、配套工程的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干预权。
加之新疆近年的经济发展很快，特别是资源性物资，如棉花(20065,115.00,0.58%)、煤炭、石油等战略物资基本靠火车运输，而掌握火车车皮调配大权的宋德玺，便成为各方商贾竞相巴结逢迎的对象。据司法材料显示，宋德玺偶尔也会与人合作做做车皮“批发”的生意。
进步心切
拜托副手觅伯乐
2000年，37岁的宋德玺升到哈密铁路分局局长的位置上。
时任副局长的李殿文经常给宋德玺做思想工作：“你不能这样坐等，必须积极与上层联系。”宋德玺本人也有迫切的进步愿望，但苦于高层无人，就拜托李殿文为他牵线搭桥，以便早日遇见伯乐。
李殿文长年在偏远的哈密工作，在京城却有不少朋友。起初，宋德玺的目标锁定在铁道部，让李殿文试着找找铁道部的领导，“让我随便到一个路局当局长或书记都行，”宋德玺告诉办案人员，李殿文说这个需要花钱。
2001年6月左右，李殿文告诉宋德玺，说他找到了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正局级秘书李福义，并暗示李福义可以“帮忙”。两个月后，李殿文又向宋德玺建言：“应该在李福义那里下点功夫，要送就送美元，送10万美元。”
宋德玺听后觉得数额太大不好筹措。李殿文鼓励他：“为了今后办事顺利，多送点也无妨，这些钱可以让姚国际想办法，从他公司出这笔钱。”
姚国际比宋德玺年长4岁，2001年被宋德玺任命为哈密亚欧大陆桥金轮建筑工程公司(下称“金轮公司”)总经理，在公司算是元老级人物。据悉，宋德玺一进哈密分局，很快就被姚国际当成了拜把兄弟。尤其是宋德玺入主分局后，姚国际的建筑队很快发展成为拥有国家二级建筑公司资质的金轮公司。
金轮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是孙银川，他被姚国际视为马前卒。姚、孙两人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上山下乡时期，那时候姚国际是师傅，孙银川是徒弟，后来到劳动服务公司工作，姚国际是经理，孙银川是书记。金轮公司成立后，姚国际任总经理，孙银川当常务副总经理。2006年后，姚国际促成宋德玺提携孙银川为金轮公司总经理。
宋德玺供述称，要想“进步”得具备两方面条件：一是上层要有人；二是要有经济实体做后盾，提供联络感情的经费，这就需要一个公司做载体，就是帮忙赚钱。
“我选中姚国际后，就把金轮公司当成自己的钱袋子，他经历丰富很有办法，尤其在财务账目处理上很有一套，在几次大的审计中都能顺利过关，我从这里拿钱不容易被发现。”宋德玺坦白，如果我多给金轮公司安排一些工程活，公司也能够为我的升迁提供更大的经济支持。
姚国际也晓得这个“良性循环”。和宋德玺一起玩时，他经常煽惑宋到上面活动，加之李殿文也煽惑，宋德玺的升迁欲望逐渐放大膨胀。
一周后，姚国际拎着袋子进了宋德玺办公室，袋口用报纸盖着，里头装着10万美元。宋德玺于2001年12月底将该款交给李殿文，让其具体操办送礼事宜。
2002年8月下旬，为了宋德玺升迁一事儿，姚国际让手下取出20万元又购买了6部手机，一同送给李殿文，由李殿文与宋德玺一起将20万元和手机送与李福义。
“他跟我提过，想当铁道部副部长或者新疆自治区副主席。”李福义告诉专案组，那天宋德玺和李殿文到其位于中南海的办公室拜访，当时李殿文手里提着一个塑料(10090,145.00,1.46%)袋，告辞时说带了一点礼物。当晚李福义才打开塑料袋，发现里面装着20万元和一部手机。
李福义供述，他立即打电话给李殿文说要见他，然后还给他18万元。“宋德玺在职务升迁上需要帮忙，但我帮不上忙，所以就退回去了。但是全退回去又太伤对方面子，所以就留下了两万块钱。”李福义说。
据司法材料显示，宋德玺于2007年换届前夕，分三次赠与其羊脂玉两块，玉石手链一串，羊脂玉手镯两个，玉坠两个，还有三块硅化木。
套取巨额国资
企图“一次打倒”高层官员
宋德玺和李福义相识后，李福义打上了一套房子的主意。
这套房子是一处四合院，位于北京西城区后海鸦儿胡同33号，属于寸土寸金的地方。当年金轮公司为了在北京开发房地产业务，购置了这处四合院作为办事处，花费2400万元。
从2003年到2006年，李福义多次向宋德玺建议：“四合院总是闲着太可惜，我去找家公司把它运作起来，不管是住宿、吃饭还是接待，一年挣上百八十万零花吃喝钱。”
据姚国际供述，2006年4月的一天，他和孙银川从乌鲁木齐到北京找宋德玺，三人在赛特大酒店闲聊了一会儿后，谈到了宋德玺将来升官发财的事儿。
宋德玺说：“现在自治区还缺一个副主席。”
姚国际问道：“有路子帮你升任副主席吗？”
宋德玺：“李福义可以帮忙，你们公司在北京的房子现在干啥用？”
孙银川：“房子闲着，我们找人看着，每年还产生十几万元的费用。”
宋德玺：“这个房子李福义要住，并负责装修，大概住两三年。”
姚国际问宋德玺：“李福义对你将来升任副主席一事有多大作用？他行不行？我建议你要找就找一个厉害的。”
宋德玺：“你别小看他，这人在中组部工作，很神秘，好多省级领导班子他都参与去考察，对我将来肯定有帮助。”
在这种情况下，姚国际和孙银川都表态说：“可以，要打就一次性打倒他。”
姚国际向专案组解释道，“一次打倒”就是一次性满足李福义的要求，让他帮助宋德玺升任自治区副主席。
但是这套四合院在金轮公司的账面上体现为固定资产，要将20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从账面抹去是一大技术难题。宋德玺的要求是：“处理好，不留后遗症。”
又过了一段时间，姚国际、孙银川、宋德玺三人在乌鲁木齐海德酒店一起吃饭，几杯酒下肚后，宋德玺又向姚国际提出四合院的事儿。
孙银川答应道：“都是你的东西，只要有工程干，你给我们多弄点活儿。”宋德玺回答说，“乌局下面的准东线，他可以帮帮忙。准东线的建设是新疆铁路投资的一块大蛋糕，而发包权掌握在铁路局手里。
据《财经》杂志引述乌局原中层干部的话说：宋德玺当政时期，乌局系统铁路建设的项目虽然是公开招标，但最终大都落入铁路系统下属的企业囊中。尤其是在哈密，只要重大工程或者铁路工程招标，几乎全是金轮公司中标。
数日后，姚国际找孙银川合计，他提议干脆再出钱买一处四合院得了，“不然这么大个东西，怎么从公司的账面出账，要把这笔账做平可不是小事情。”
“领导想要，我们也没办法。”孙银川回答道。
此时，李福义又多次打电话向宋德玺催要房子，姚国际和孙银川无奈之下想出了三套方案。
第一套方案是找一个外地老板先把房子买下来，然后由金轮公司逐步从工程款中套出资金还给老板。但是该方案难度太大，这样的老板不好找，万一到时候他翻脸不认人，事情就不利索了，因此第一套方案被否决掉了。
第二套方案是找宋德玺牵头，让乌局将拖欠的工程款尽快归还，然后将工程款转给包工头陈应望，表面上由陈应望出资购买四合院，实际上是把四合院从金轮公司的账面上套出来了。宋德玺为此召开专题会议，指令建管中心进行清算，并归还欠款2000多万元。资金到账后，孙银川找陈应望商量，让陈找了20多个账户，从金轮公司将1200多万元打给陈应望，但这套方案也未实施完毕。
上述两套方案接连夭折后，便到了2006年9月，姚国际和孙银川又折腾出第三套方案，这次，他们打算以折抵工程款的形式，将四合院以2400万元转让给陈应望，套出后由宋德玺交与李福义使用。
据姚国际供述，这样做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金轮公司当时确实欠陈应望工程款；二是陈应望便于控制，将房子转给李福义使用后，一旦李福义帮不上忙，还可以由陈应望出面把房子收回来。
可是陈应望并不答应这件事，姚国际和孙银川多次劝他：“宋局长比较年轻，你就赌一把，只要他在位，多给你一些工程干，钱不就回来了吗？另外，你还可以使用这个房产证做抵押到银行贷款。”陈应望一番权衡之后应下此事。2007年9月份左右，孙银川和陈应望签下转让协议。
当时，金轮公司欠陈应望1000万元工程款，而四合院的价值在2400万元左右，转让后相当于陈应望还须支付给金轮公司1400万元，但姚国际说，四合院本身也不是真正转让给陈应望，这个1400万元的窟窿由公司自己填补。
但是，孙银川担任金轮公司总经理后并没有拿下多少工程，满打满算干了5000多万元的活儿，要把这个窟窿填平并不是件易事，但为了宋德玺升职后能拿到更多的工程，姚国际与孙银川决定赌一把。
“只要这套房子顺利到了李福义手中，这盘棋就活了。”姚国际说，从公司经营到宋德玺讨好李福义，再到宋德玺关照金轮公司的工程项目，这套四合院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棋。
2007年3月，宋德玺将钥匙交到李福义老乡高杰手中，由其代为转交。
李福义接手后，四合院仍然处于闲置状态。姚国际对此向宋德玺分析道：“你就算送给他，他也不敢要。但如果他不要，你就可以用，你只要还在领导岗位上，不管是在路局还是在地方上，都能给金轮公司找活儿干，到政府工作权力更大更好操作。只要是领导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据宋德玺供述，李福义后来帮他运作了一些升迁问题。“李福义认为铁路的面太窄，地方的面宽，余地也大好操作，利用这次政府换届的机会再上一个台阶，不要怕艰苦，也不要怕偏远，只要能进一步就行。”宋德玺说。
2007年10月，孙银川嘱咐财务人员，在办理财务冲账和平账的手续时，用增加工程费用、劳务费、材料费等名义，逐步地把欠陈应望的款项虚增出1400万元，达到2400万元。如此一来，四合院就从账务上处理掉了。
时任金轮公司财务部部长的王妍对此操作很不放心，多次寻问孙银川，这个房子是否做过评估？按照乌局“三重一大”原则，处置房产、国有土地超过300万元的要先报上级部门批准，“如果没有报批手续，我们给上级的财务报表上显示资产减少两千多万元，上级一旦追问，我们没法说明。”王妍说，孙银川当时回复称，评估要多花钱，这事儿他会找多元化中心总裁郭志强汇报。
审计未过关东窗事发
一次巧合导致窝案爆出
2008年初，乌局到金轮公司审计时发现四合院不翼而飞。
1月19日，事态进一步发酵。当天，孙银川急急忙忙找到宋德玺，说路局不出审计报告。宋德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房子问题肯定是露馅了，我指望孙银川报给多元化中心后，郭志强会找我，我找一下邓有跃，让他们帮着化解一下。”宋德玺告诉专案组民警。
20日晚，三人在乌鲁木齐吐哈宾馆会面，宋德玺再三交待不能让纪委知道此事。
21日上午，郭志强接到金轮公司的情况通报后写了两份报告，一份打算送给宋德玺；另一份给乌局党委书记黄永斌。但当时宋德玺到自治区开会，郭志强没找到他，就先向黄永斌汇报，黄永斌知悉情况后立即安排多元化中心查账。
“如果我当天不去自治区开会，郭志强把报告交给我时，我就按下来，然后再把账做平，也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下场了。”宋德玺告诉专案组，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因果。
当天下午两点左右，乌局多元化中心派出督察组进驻金轮公司，并命令公司经理和书记停职检查。
宋德玺回到单位后，黄永斌就将他找了去。“黄书记说看了中心的报告，四合院已经升值到1个亿了，如此重大的国资流失必有重大背景，已安排调查，同时让公安封存北京的房产。”宋德玺供述称，“黄书记采取措施了，这下可完了，彻底露馅了。”
“我赶紧给姚国际打电话打不通，急死了，又打给孙银川找到了他，我说黄书记安排调查了，公安介入了，做好准备。”宋德玺在悔过书中写道。
22日，黄永斌与宋德玺商量召开班子会通报情况，安排下一步调查。宋德玺已经是骑虎难下，黄书记提出任何办法措施他都不得不同意。
“会议通过了由纪委书记牵头纪委、公安等参加成立专案组进行调查。”宋德玺坦白道：“我找黄书记商量能否动静小一点，让纪委一家查一查就行了，可是黄永斌没答应。”
案发初期，宋德玺还收到两份简单的案情通报，后来黄永斌向部里做了汇报，部里要求宋德玺与黄永斌分工，由宋德玺专抓安全生产，不管案子的事，案子由黄永斌负责调查。宋德玺说，“从此我看不到、听不到任何关于案子的信息，月底部里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还谈过一次话，要求我专心抓生产，不要参与案子调查。”
29日，宋德玺给姚国际打电话，双方达成3点共识：1.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北京四合院转让一事；2.此事与宋德玺没有任何关系；3.撤换看守四合院的保安，将钥匙取回。
当天下午4点，孙银川被公安机关带走。
串通案情
订立攻守联盟
据宋德玺向专案组回忆，2月初的一个晚上，一名姓卫的年轻人来找他，自称是姚国际的手下。
卫姓男子开着车拉着宋德玺在乌鲁木齐市区转了几个大圈后，在野马宾馆门口停下，姚国际正藏身于此。
“姚国际说孙银川在里面不会有问题，坐牢也不会说什么的，他准备找个传信的给他传信。”宋德玺说。
姚国际交给宋德玺一个新的手机卡，他自己留了一个，嘱咐宋德玺不能拿这张卡跟第三者联系，以防监听，两人约定每天下午6点和中午12点通电话，将案情互通有无。
“后来我们基本每晚通话一次，一直到3月11日我被部纪委叫走。每次通话时间都很短，我更多的是应付他，但不通电话又怕得罪他，指望他被抓后不要供出我。”据宋德玺坦白，这段时间的通话内容主要是：1.姚国际让我帮忙找一辆军车出疆；2.打听黄永斌儿子的情况，我担心他是要报复，所以只是口头答应没有去了解；3.让李殿文承担一些领导责任。
“有两三次我在电话里哭着埋怨他，他说你哭什么，与你有什么关系，他说他制定了应对方案。”宋德玺说。
2月底，宋德玺将李福义的老乡高杰叫到新疆，让他托李福义在北京找一下铁道部或者公安部干预一下。
其次，宋德玺还找过他的曹姓朋友，他的哥哥在中组部工作。曹姓朋友说找个律师写份材料可以找部委、自治区政法委进行协调。材料写好后让曹姓朋友找人送到了部长那里，大意是说这个房子这样处理是合理的。
此外，宋德玺说，他当时找李殿文帮忙找两个死人，将死人与看房人高杰联系起来，意思是这个死人联系高杰来看房子的，这样人已死，公安去查也死无对证，线就断了，就不知道这套四合院买卖的来龙去脉。
但是姚国际一被抓获，就竹筒倒豆子全给坦白了，对宋德玺造成最致命的一击。
义气局长
只帮忙不收礼
这套四合院原本是宋德玺升迁路上的一步棋，没想到最后却成了绊脚石。
据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书显示，宋德玺被认定的最大一笔贪污，为北京市后海鸦儿胡同33号的四合院。2007年，经北京市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该四合院价值4461.64万元。
除此之外，其受贿人民币110万元。
从司法材料来看，宋德玺多次帮助朋友，却不求回报，其收受财物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2006年初，李福义给宋德玺打电话，说他的老乡高杰去乌鲁木齐联系运输上的事儿，请关照一下。高杰到乌鲁木齐后，把宋冬文介绍给了宋德玺。
宋德玺随后将调度长封卫东和调度所主任许明的手机号告诉宋冬文，并给封卫东和许明打电话说，有个姓宋的女的会找他，运输的事帮她办一下。
从2006年到2008年初，乌局为宋冬文解决了多少“运输上的事儿”，宋德玺也说不清了。2006年年中，宋冬文到宋德玺办公室给了他一包东西，刚开始宋德玺没在意，后来一看是10万块钱，宋德玺硬是打了多次电话，催宋冬文来取走。
2007年春节前后，宋冬文送给宋德玺一只水晶鹿，说此物绝无仅有，乌鲁木齐就一件。当时宋德玺在外办事，就让她放在朋友那里，后来宋德玺也忘记了这件事，都没向朋友要回。
同年国庆节前后，宋冬文到宋德玺办公室，把好几万元放在办公桌上，都是整捆百元钞票，宋德玺礼节性地收了两万元，剩下的让她装起来。
让专案组疑惑的是，“宋冬文给宋德玺送钱，他为什么要退还？”
宋德玺回答说：“我主要是看在李福义和高杰的面子上才给宋冬文帮忙的，我把钱看得很淡，她送钱我是不会要的。”
此外，2006年宋德玺为中铁一局在乌局铁路工程中予以关照，收受该局副局长马某及所属单位中铁股份公司副总经理白某所送的5000美元，宋德玺收过后转手就送给了别人。
2007年，宋德玺接受中铁电气化局副总经理冯某的请托，为该公司中标乌鲁木齐铁路局工程提供帮助，收受冯某所送白金项链1条及2.6万元的钻石坠一个。
同年11月，宋德玺为中铁电气化局市场开发中心在承包乌局工程时予以关照，收受该中心副主任陈某所送5000美元，部分用于国外消费，其余回国后交给其妻。
2007年至2008年间，宋德玺对西安第一勘探设计院在乌局工程招标中予以关照，先后收受该院院长助理朱某所送现金3万元。
此外，姚国际先后送给宋德玺两个13.5万元的玉镯、一个2万元的观音玉坠和1万美元，还有两张乌鲁木齐海德酒店消费卡，共计10万元。
宋德玺在悔过书中写道，自己放松了党的政策理论学习，官欲膨胀急于求成，将经济与如何升官铺路联系在一起，将升官与小团体经济联系在一起，走上了一条买官升官的错误之路，从而当上分局长后就想找一个经济实体为个人的发展做后盾服务，将四合院作为自己升迁的一块敲门砖。
该案在铁路“公检法”系统历经两年侦查、审理后，宋德玺犯贪污罪及受贿罪，被郑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次终审判决后，宋德玺已在河南省第三监狱服刑。
姚国际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孙银川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个体建筑施工队负责人陈应望获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5万元。
另案处理的乌局系统另一名官员——乌铁局原哈密分局副分局长李殿文，因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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